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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记得第一次打吊针，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。那次是报社派我下县区搞发行。当地宣传部门的同志声称一杯酒好多份……我豁出去了，喝暍喝，喝得昏迷不醒，回到报社后，直接送医务室打吊针。

　　此次打吊针，是因为安装种植牙要消炎。我身体各项指标均好，就是牙齿不行。退休了，我成了“无齿(耻)之人”，而且“无(齿)耻到了极点”----除了汤、稀饭和活鱼，几乎吃不了其他东西。你说，这生活还有什么滋味?行肉走尸也不过如此。

　　所以，我下决心对口腔来一次大装修。装修费用不低。躺在某家口腔医院的手术台上，罩了一块长布，只露出嘴巴。整整一个上午，三四个小时，任主刀医生在口腔内进行科学而有效的捣鼓。我的两只手臂，都连接了仪器，实时检测。我相信，我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无三高，血压正常。

　　说实话，打了麻药，消除了大部分疼感，但还是残存了一点点疼感。我的听力非常灵敏。某种尖锐的东西，在牙床上狂飙突进的时候，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它像无畏战士的冲锋。还有一点比“阵地被突破”还要难受。口腔张开那么久，我怀疑位于太阳穴附近的两个契合处会不会分崩离析。那种酸痛感持久而无力消弭。我更无助的，口腔内源源不断的各种混合液体，像洪水一样堆积于我的喉咙口。尽管有一种我叫不出准确名字的“吸水管”，不停地在口腔内劳模一样地工作，但依然不能阻止少量混合液体从喉咙口顺流而下。这些混合液体，当然包括我牙龈产生的血水。我被迫吞下了自己的血水，应该宽慰啊。血浓于水，自产自销且无毒，何忧之有?

　　术前，还要拍片。基本上不上医院的我，对此十分陌生。穿防辐射服，将头部固定在台架上，周边的屏式仪器像追星族一样旋转。术中，拍片。用相机对准口腔拍片，想必是留下资料。术后，也拍片。正面的，侧面的。拍片者要求，尽量将新装的牙齿多笑出来一点。我乖乖听线年间任何一次都夸张。你想想，一口烂牙齿，烂了10多年，烂得连活都没多大劲头了。几个小时工夫，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刷亮了下半辈子，岂不让自信心死灰复燃?!老实坦白，拍正面照的时候，我居然蠢里蠢气地联想到：这有些像“临刑”之前拍照。随着拍照者一声“好”，我立马回醒到美好的现实。

　　这是一次大手术。全线崩溃的上牙床，除了清除囊肿，安装支架植牙技术，还要缝补炸药包一样的药物。麻药醒了，疼吗?说不疼是假的。铁块被敲打一下也疼呢。但我可以忍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是个体。我就是为我自己活着。这不是什么自私。为了与我相关的亲人，我可以付出，可以大度，可以超越世俗，甚至不求任何回报。但我必须保全自己，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、勇气与能力，继续生活。

　　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。假如是一口烂牙，那命又如何呢?所以，退休之后，我第一件大事就是植牙。花费再大，吃苦再多，也要植。与其说是植牙，不如说是植树。